[비즈한국] 每逢夏季，韩国总会面临因电力供应预备率不足而导致的各种大规模停电风险，即“停电恐惧”。随着气候危机的加剧，酷暑的频率和强度显著增加，导致包括空调在内的夏季降温电力需求激增。过去，政府和电力部门每当遇到此类危机时，主要依赖于增加发电设施建设或开展全民节电运动，即通过扩大供应或呼吁局部节电的方式来应对。
然而，近期“能源休假制”作为一种新的气候-劳动综合议题迅速崛起，主张通过增加劳动者的夏季集体休假来调节电力需求本身。其核心概念是，通过延长耗电量大的大型工厂的休假时间，在降低电力使用的同时，保障劳动者在极端高温下的健康权。这被认为是一种将减排温室气体、稳定电网以及保障劳动者休息权相结合的替代方案。
数据显现“能源休假”的成效
在7月8日全国金属工会和绿色联合于首尔中区金属工会会议室举办的“能源休假制研讨会”上，展示了有关能源休假有效性的数据。人们往往容易认为一年中气温最高的8月第一周电力供需会达到极限，但实际数据显示，此时的电力供应预备率反而明显更为宽松，呈现出一种反常的规律。这是因为韩国大型制造业公司多集中在这一时期进入夏季休假，工厂开工率大幅下降。
在韩国，工厂等工业用电消费占比接近总用电量的一半，其中汽车和造船等大型制造业的占比尤为突出。因此，当电力消耗规模巨大的大型企业集体停工休假时，会产生显著降低全国电力需求的效果。
2018年7月末和8月中旬，在创下历史纪录的高温天气期间，电力需求曲线清晰地展示了这一效果。当时在7月末，尽管酷暑气温接近40度，但电力供应预备率却比前一周更显宽裕。相反，在现代重工业员工休假返岗后的8月13日，虽然气温有所下降，但预备电力却跌至10%以下。这显示了集体休假对消除大规模工业电力负荷的影响。
脱增长与替代研究所所长金贤宇（音）估计，由于这些大型工厂及其相关的合作企业同时进入休假，在电力高峰时段额外确保了约5GW左右的供应预备力。这相当于多台核电站的发电量，意味着政府无需增加电力设施，仅通过调整休假日程即可实现电网稳定和温室气体减排。
金贤宇所长解释说：“数据显示，大型制造企业的集体休假已经为电网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从企业角度来看，通过电力需求响应（DR）制度，还能获得休假结算补贴，这也是一大优势。”
在海外，类似的“气候休假”讨论和实践也在具体化。台湾政府为了在发生极端高温时减少总电力消耗并保护劳动者，正在推进“高温休假制度”立法，参考了过去在台风期间实施的休假制度。英国工会联盟（TUC）与环境团体也联合开展了为保护酷暑中劳动者的“高温罢工（Heat Strike）”运动，要求实施气候休假制度。
宏观层面共识…需考虑“休息的两极化”及工资问题
然而，要将能源休假制在现场全面落地，还面临不少现实挑战和课题。据能源气候政策研究所针对金属工会代表的调查显示，超过80%的受访者对引入能源休假制的必要性深表赞同。除减少碳排放的宏观名义外，劳动者们对该制度能够确保个人和家庭的闲暇时间，从而提升生活质量这一直观功效寄予厚望。但同时也提出了阻碍制度落地的现实担忧。
最大的不安因素是大企业与中小微转包企业之间的“休息两极化”现象。有组织且资金充裕的大企业相对容易扩大休假或调整生产，但经营条件恶劣、交涉力弱的小微转包企业劳动者可能会被排除在制度之外，从而导致差距进一步扩大。
另一个问题是制造业现场独特的工资体系和就业不稳定问题。韩国制造业的工资构成中，基本工资相对较低，主要依赖加班和特殊勤务津贴，因此劳动时间的减少会直接导致总薪酬的下降。实际上，在许多劳动者为了保障收入而主动放弃休假申请加班的情况下，如果缺乏工资补偿措施，强行扩大休假可能会招致现场的抵触。
金属工会浦项分部副部长李相燮（音）在研讨会上表示：“在自动化、电动化、数字化持续推进的情况下，劳动者担心离岗期间职位会被替代，或者会有不稳定就业岗位涌入。制度要取得实质性进展，不仅需要劳资间的协商，还必须伴随社会讨论与共识，或是政治和制度上的强制手段。”
因此，舆论认为，要让能源休假制成功扎根，不能仅止于劳资双方关于增加休假的协议，还需要政府和社会进行周密的结构性政策设计。专家强调，政府应为中小企业提供支持，并开发出一种社会联合型集体协议模式，使原包商和转包企业能够共同停产，安全休息。对于半导体或石油化工工厂这类难以一次性停工的24小时连续作业行业，则需要针对不同行业进行定制化设计，例如将定期检修日程集中安排在夏季电力高峰期，以进行分阶段的生产调整。
忠南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余亨范（音）表示：“如果仅提出能源休假制对电力需求管理的贡献，可能难以获得劳动者的参与动力和社会正当性。需要发挥想象力，将其扩展为与工作场所绿色化及地区社会气候实践相关联的各种活动，打造‘劳动者气候周’。”